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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一世界,一佛一如来。"
一朵鲜花就是整个世界,任何人都是如来。佛心迷时,和老百姓 没有区别,顿悟时,人人也就成了佛。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 众生即佛。当没有想透世界时,佛和老百姓一样,想明白的时候,每 个人都像佛一样。佛最大的特征是面带微笑,目光微垂,笑看芸芸众 生。在佛教的教义中,佛是高于普通老百姓的,他在上面面带微笑地 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丨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了一丁点东西大 家去哄抢,为了一丁点利益大家去争夺,都是因为没有想明白那些东 西和利益只是身外之物。要是想清楚、想明白,人们就会善待自己, 而不是空去耗神费力。所以,佛是众生心内之佛,众生是佛心内之众 生。无论是一朵花还是一片花丛,是一滴水还是一片汪洋,只要能认 识到一切都是虚幻的,一切都是苦难,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就 精通了佛理,就是佛。
人们拜佛的时候,祈求佛给予一些东西,这说明人们并不明白, 自己期望得到的东西,实际上不能永远拥有。佛把人们奢求的一切看 穿了,所以总是微笑面对大家的天真和固执。学佛应从心中求,要让 自己心定、心止,才能从容,便能淡定。拥有一棵树木,也能欣赏生 机勃勃、花开花落,拥有整片森林,同样能心如止水、精神空灵。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佛教认为:“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静其意,是诸佛教。”人生 是痛苦的,人不要执迷于幻象,更不要执迷于那些得不到的东西,回 过头来想清楚人生的虚妄,想清楚人生的苦难,就不要再去做恶事, 要做善事。要让自己的心智真正宁静下来,这样的话,就能够掌握人 生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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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讲的是常人的做法,在佛看来,依旧是双重肯定然后双重否定的逻辑。心中本没有污垢,也就等同于清净,内心不受污染,又何谈去净化心灵,在贪、嗔、痴不存在的同时,戒、定、慧也就没有 了存在的必要。六祖慧能的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 一物,何处染尘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佛家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心如止水的恒定状态。不生是非心,就谈不上灭是非心,不生贪欲心, 就谈不上消除贪欲心,心中没有那么多肮脏的想法,就谈不上净化心 灵,心中不会增加更多的欲望,就谈不上减损这些欲望。《心经》的养 心之道就在这里,它教会我们立足当下,守住本心。
尘俗中的人之所以会痛苦,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能守住空寂,让本 性归于寂然。大家总是无休止地过多追求虚妄之物,增一分嫌多,减 一分嫌少,太多的希望造成了太多的失望,最后总会生怨恨之心,难以平和。佛经中一次次地阐释,不断地说“无妄心,自无离苦”,天 下万物的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与其过于执着,莫不如不要起点。既然不想有失去的痛苦,就没有必要先去得到I既然不想有太多的失望, 也就不要有过多的希望。这样去想的话,心就能够安定下来。比如说,春天的时候不去播种土地,秋天的时候当然没有收获。同理,花没有 开,当然不会落》感情没有萌生,自然不会失恋;人没有了胡思乱想,自然不会有离愁悲苦。这并不是消极地去逃避,而是用更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试想,如果心胸能无限地扩大,用一己之心去爱天下人,用一己之力去做天下事,心在天下,那么,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 帮助,找到感情。这就又回到了前面所讲的“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做“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时时观照自己,时时反思自己,不迷于色 心,不迷于“受想行知”。很多事情要反过来想一想,顺一顺,还给心灵自由,只有心空了,世界才能进到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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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前面我们讲过,佛教认为世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真空实相,所有的 事物最后都会归于即灭,归于无,归于空。从这个角度来讲,所有事 物自然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从逻辑上看,这是一个双 重肯定又双重否定的命题。佛家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把宏观和微观放在 一起思考,所有的事物都分成两面去看,但并不分主次。因为从宏观 的角度看微观问题,微观的差异并不重要I而从微观的角度去看宏观 问题,很多争执也就没必要落在实处。所以说,佛教讲“不生不灭”, 本是肯定,也是否定。用最通俗的话来解释,事物没有开始,自然也 就没有结束,甚至也就没有过程。
《心经》接下来说“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加 具体。“垢”是有染于“贪”、“嗔”、“痴”,而缺少了 “戒”、“定' “慧”。 这是一种心灵上的污迹斑斑。一个人若总是贪婪,就要用“戒”,控制 过多的私欲t 一个人若总是在抱怨,就要用“定”,控制自己的妄想之 心,一个人若总是痴迷,就要用“慧”,控制自己的思维走人极端。然 后再循序渐进,每天增一分善性,将佛法放于心中,用心把天地万物 认识清楚,一切便将融会贯通、左右逢源,方达到了 “圆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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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周王室王权衰落,这些工匠们不再是纯粹为周天子建造宗 庙,他们逐渐流人各诸侯国,为诸侯、大夫营造宮殿,修筑城池。同时, 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在下降,春秋时期, 大多数人都成为了社会底层的劳动人 员。这一群体的人具有独特的特点, 其一:他们本和宗庙祭祀有着密切的 联系,所以,他们笃信鬼神,相信有 上天的存在。其二:作为工匠,在选 拔人才的时候,主要依据技术水平的 髙低,这也就使得他们的竞争相对公 平得多。所以,在这个群体之间,就 形成了一个尊重贤才、尊重人才的风 气。在此影响下,整个墨家学说的基 本理论就逐渐建构起来。此外,工匠 多集体劳动。诸如秦始皇营造阿房宫、修建陵墓,动辄就是十几万刑 徒。这些人被集中起来,共同从事辛苦的工作。他们之间会互相k心、 互相帮助,渐渐地,墨家的组织机构也随之形成了。
墨家的成员绝大多数来自社会下层的手工业者,代表的是百姓利 益。他们做事,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目的.,一件事情如 果对天下有利,他们就去做,如果对天下有害,就不会去做。这些人 参与劳作,吃苦耐劳,但生活极其艰苦,“短褐之衣,藜藿之羹”(《孟 子•尽心上》),穿的是麻布衣服,吃的是野菜粗粮。
墨家作为一个庞大的整体,其内部成员因其性质不同,可分为三派。最多的一类是工匠,多从事劳动》其次是勇士,多用来服役,也 称为“墨侠”,再次是辨士,多论辩之事,也称为“墨辨”。这其中, 最值得注意的是勇士,《淮南子•泰族训》中有一句话说:“墨子服役 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里指的就是勇士。勇士们 可以赴汤蹈火,即使是死,也不会后退半步,转身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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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是先秦时候的贤学,墨家学说在当时的影响和儒家、法家是 并列齐驱的。墨家有着严密的组织机构和管理规则,成员则皆称为墨 者,这些人在最高领袖钜子的领导下,从事着农业劳动、军队训练等 工作,自食其力。但是,秦汉之后,墨家学说却逐渐消亡,相比于其 他诸子,其学派思想的影响也并不深远。这其中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 既和本身的学说体系相关联,也有管理方面的不足。
一、墨家的形成
关于墨家,先秦典籍中有很多论述。《孟子•滕文公下》说:“圣 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 不归杨,则归墨。”意思是说,当时天下的学者,除了儒家,其他的 人,不归杨朱,就归墨子。从中可以看出墨子学说的影响之大。《韩非 子•显学》也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在当时,显学有两种,一个 是儒家的学说,另一个就是墨家的学说,而在一定的范围内,墨家学 说的影响范围,比儒家的范围还要大。商周时期,学在王官,天下之:学归于朝廷,有学问的人基本上都是贵族。这些贵族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巫官,掌管祭祀,一类是史 官,掌管记录;另一类是礼官,攀管礼乐制度。那么,墨家究竟源于 哪一类呢?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曾经总结说:“墨家者流,盖出 于清庙之守。”淸庙之守,即管理庙中事物,演习祭祀礼仪。墨家本源 于掌管着建设宗庙的巫官,多是具有技术的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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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分别讲天地的特性:一阴一阳,一进一 退,一张一弛。这其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们要知道该进的时候进, 该退的时候退,要有张有弛、有进有退、有攻有守。二是做事时自强不息,做人时厚德载物,同时兼有天地之德。
中国古代的德,至少有三个含义:
(1) 德就是精神。《道德经》中,道是天道,德是天所派生出来的 精神。
(2) 德是孔子讲的品德、德行,比如仁、义、礼、智、信等。
(3) 德是阴阳学说讲的德五德终始”的“德”就是这一含义。“五 德”就是金、木、水、火、土。邹衍说的“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 殷金、周火”(《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李善注),就是说一代之所 以胜一代,就在于五德相克。《周易》里所讲的德,主要是前两种,即 “和顺于道德”,道是天道、地道、人道,德是三道精神和气质的总和, 体现在卦中,就是卦德。
卦德是从八卦卦象中分析出来的内在理路、本质属性和行为特征, 是卦象的象征性意义。《彖传》就是讲八经卦的卦德。例如:乾卦的卦 德是“刚健”,表现于人生,就是“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的卦德是 “柔顺”,表现于人生,就是“君子以厚德载物”。此外,各卦都体现了 一定的德行,震卦是出、动、决,巽卦是入、伏、制、齐;坎卦是 陷、险.习、劳《离卦是丽、见、文明;艮卦是止、成、光;兑卦是 说、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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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人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蕃性,应怎么办呢?儒家坚信, 人的善性皆在人心中,是不能泯灭的,如果我们把心中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心都发挥出来,形成 了礼义仁智后,就由性变为了情。新出土的郭店竹简中有这样一句话:“命自天 降,性自命出。”这与“天命之谓性”意 思是一样的。
接下来讨论的“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就涉及到了情。人由天命到性、再到情,反过来说,人的情体现性,人的 性体现天命,这就是思孟学派的“性情 论”。性是“天命之谓性”,是人之本性 的善。它是一个具有先验和超越特性的最髙标准,是所有人共同具有的道德交 集,或者说是人必须到达的伦理顶峰。 而情是性的外在表现,是具有差异的个 体形态。你的仁和其他人的表现不同, 君子的仁和臣子的仁表现不同:《孝经》 中说孝分为五等,同样一个孝的概念,从君主到卿、到大夫、到士、到庶人,己的父母和对待他人的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和对待别人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完全一致,这些都是情的体现。所以说,如果我们不能完 全符合天性来为人处世的话,我们的行为也必须符合情的要求,求真心,求放心,去做符合仁义礼智信的事,这也可以说是符合了儒家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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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建立的官僚体系,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借鉴。唐朝仿照《周 礼》订《大唐六典》,分六官:天、地、春、夏、秋、冬;武则天改 制时,也有意识地仿照《周礼》来改官制I明朝编《明汇要》,明确写 其设官大体按《周礼》六官的设置,归于礼、户、吏、刑、兵、工六部, 兵部近于司马,刑部近于司寇,工部近于司空,户部近于司徒,礼部近于宗伯。
另外,古代官吏的选拔、考核制度也受《周礼》影响,比如对官 员考官成、官行和官力,就是考察官员的成绩,还有官员的能力、官 员的廉洁。考察的方式也是按《周礼》分两种:一是岁计,二是大计。 岁计为年终考核,大计是三年任期期满之后要进行考核,类似于现在 的任期考核。考核的标准分六类:第一是善,也就是德行如何,第二 是能,即能力是否可以胜任职责,第三是敬,看是不是很勤奋、勤勉, 第四是正,作为一个官员是否公正,是否能够秉公执法,第五是法,考察官员是否遵纪守法丨第六是辨,即官员能否辨别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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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思想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是他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就是把老百姓当作人,当作一个国家最为基本的阶层,而不再是统治者的依附。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形成得很早。商朝时,凡是遇到事都要向上天 来占卜,比如商王出去 打猎,今天下不下雨,明天去哪个地方吉利,甚至自己的身体有一点 感冒,都要向上天问吉 凶,甚至认为皇位也是 上天赐予的。周武王灭 商时,纣王还说:没事的,我的皇位是上天给予的,与我没关系,灭不掉的。他将十万刑徒 武装起来去灭周,但在牧野之战中,武装起来的刑徒不听商王的指挥, 反过头来倒戈,把商朝灭了。周朝建国以后开始反思这个问题:既然 上天将皇位授予商王,为什么我们能把他灭掉昵?看来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天命,而是人民。周公在总结经验时就提出了一句话,叫“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
什么是“德” ?那就是关心 老百姓,爱护老百姓。他们开始意识到“民为邦本”,意思是老百姓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又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泰誓》),执政地位不仅是天给予的,也是百姓给予的。天保佑不保佑, 取决于统治者对老百姓怎么样。这样,民本思想就开始逐渐形成,它突出了老百姓的决定作用,是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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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仁义的基础上,孟子接着讲五伦,那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父子有亲”,父子之间是有感情的,存在 血缘关系,所以一定要亲,但这个亲要有规则,父亲要给孩子做榜样,要想让孩子变成什么样的人,自己就首先成为什么样的人,以身作则,行不言之教。父亲年轻的时候要培养孩子,教育孩子,父亲老的时候, 孩子就必须对父亲尽孝。
“君臣有义”,这不是后来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孟子的思想中没有这样的概念,盂子讲的是义,是责任。做国君的要对得起臣下,做臣下的要对得起国君。在《孟子》里有这样一段话,说国君要 是表现不好的话,大臣有权利避开,国君要是表现残暴的话,大臣有 权利杀掉他。孟子认为这个杀不叫“篡夺”,这叫“诛独夫”,把独夫 杀掉了,就是杀掉了对社会有害的残暴的人。
说到义的时候,我们也要强调义和利的问题。孟子见梁惠王,梁 惠王说:你不远千里过来,你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吗?孟子说:王, 我们何必来说利,我们应该讲仁和义。君王总是说对我国家有什么好处,大夫说对我封地有什么好处,普通的老百姓都讲对我有什么好处, 全国上下都在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这样的话,一个国家就完了。一个社会,它必须有一批人或者说有一类人来坚持道义,天下之亊不能 完全靠利来衡量。当大臣的想着自己从国君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做孩子的想着自己从父亲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做弟弟的想着自己从兄长那 里得到什么好处,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完全忘记了仁、义,都用利 来衡量的话,天下就乱了。
从实际的现实生活中,也可以明晰这一点。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利用别人的话,这个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丨如果一个人总是在算计的 话,这个人也是成就不了事业的。当我们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必须 先放弃一些别的东西,才能得到自己所想要的,如果不放弃,就不可 能得到。这和佛教讲的“舍利、舍得、舍弃”有些相似,要放下一些 东西,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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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性”这个词我们现在也经常用,“率”是什么意思?即遵循,循 性而行就叫做道。在中国文化中,道家和儒家都讲道,但其内涵有所 不同。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世界的根本, 万事万物都是从它生出来的,任何东西的运行都要合乎道。而道表现 出的内容就是德,德是从道而生,如果说太阳是道的话,那么发出的 光和热就是德。老子讲的道,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哲学概念。
懦家讲的道则不同。虽然《尚书》中说“道心惟微”,看起来也是很玄妙的东西,但儒家还是多侧重实际,更多谈的是天道、帝道、王道之术。天道是一种带有道德感的道,与天命、天性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懦家讲的道,是德的外化,评价性的时候,讨论的是人性本善还 是人性本恶,评价人的时候,就是仁、义、礼、智、信,处处建立着 德的标准。而最高的天德,就是人将善良的本性释放出来,合乎了具
有先验性和超越性的仁,即是天道。
儒家所言的“率性”,并不是说人可以为所欲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说这是我“性”中的一部分。儒家要求的“率性”,是要求大 家把自己的善心发扬光大,不要改变自己的本性,而要按照自己善良的天性做事,方能符合儒家的道。我们看到,小孩子的心中十分纯净, 没有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但成长过程中不断受到环塊的影响,受到 后天的污染、诱惑,许多人就变得复杂、自私自利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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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学热潮方兴未艾。“国学”从学者的书斋走向社会,反映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作为国内第一个国学成人培训项目,乾元国学教室正是这场“国学热”兴起的推动力量之一
2005年, 乾元国学教室诞生, 以前瞻性的定位和务实的行动, 带动了社会上学习国学的风气, 启发引领社会精英走向解惑的课堂。随着国学班的开课,乾元西学教室、《周易》高级研修班等又相继问世。乾元国学还推出了国学手机短信、乾元国学博客圈、国学访谈网络直播及多场国学文化论坛,实现了人文培训高起点、高品位、高水准、高端化的跨越,乾元国学教室被北京大学继教部评为北大继续教育优秀品牌。
五年后的今天,国学热潮之下正宗传承与利益追逐相互交映,在国学快餐化和功利主义的挤压下,乾元国学又举起了“深度国学”的旗号。他们提出,越是这种言必称国学的时候,越需要了解国学的内涵和外延,认识国学的价值和意义,惟有如此才能使国学在当今人类发挥其应有的启迪作用,而不至使国学热流于形式。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王博教授说:“乾元国学五年来已经吸引了一千名学员,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论坛, 从管理学角度、 从政治学角度、 从法律角度、从哲学角度开阔我们的视野, 从而帮助我们对国学的理解达到一个更深的深度。” 乾元国学教室负责人田丽亚说:“ 乾元国学深感更有责任推广纯正、深度的国学,倡导正确地学习国学,真正领会国学的真谛,传承国学的精神,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五年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科全面的一流师资队伍、乾元国学/西学教室纯正厚重的系统课程设置以及乾元国学“返本开新、转识成智、崇德广业、明体达用”的办学宗旨吸引着一期期学员从全国各地来到北大,来到哲学系典雅的小院。如今,乾元国学教室和西学教室在学、学成的学员已达近千名。平日,大家每个月在不同的周末从四面八方来到北大,在同一间教室读书、悟道。为回馈社会及陪伴乾元国学一路走来的广大学员,乾元国学在辞旧迎新之际,特此举办 “ 北大乾元国学新年论坛(2011) ” 及“ 和乐且湛·2011” 新年联谊会。乾元学子五年首聚,盛况难忘。
深度·国学
北大乾元国学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开幕, 乾元国学在学和历届毕业的学员以及社会各界精英人士近400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论坛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王博教授致开幕词, 由王博教授、 冀建中教授和李中华教授先后主持。
此次新年论坛的主题是“深度·国学”,为期两天,共有七场主题演讲,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余敦康先生,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于鸿君先生,北京大学法学院前院长朱苏力先生,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社会科学部部长、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先生, 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王博先生, 北京大学现象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张祥龙先生,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先生从政治、经济、法律、人文等视角, 纵论东西方文明, 深度挖掘国学与当代社会之意义。
国学要回应现实挑战
王博教授说:国学不应成为现代人的一种桃花源。国学只有回应现代社会提出的各种挑战,才能赢得自己的生命力。
他说:有些人认为国学是历史,历史是什么?对一般人来说,历史仅仅是过去。但如果国学仅仅是过去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到博物馆去了解。事实上,国学之所以流传至今,是因为它不仅仅是过去的东西,而是不断与时俱进,回应各个历史阶段的现实挑战才得以延传至今、迸发生命力的。
他这样解读论坛的主题:国学也不仅仅是抽象或者很长时间经常思辨的哲学。从现在来说,国学会牵扯到我们现在所有的学科,正因为如此,不同学科之间,也许存在着一种国学的生命力——不管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我们可以从经济管理,从政治学,从法律等不同角度讨论国学;而即便是哲学思考,也应立足于一些新的思考,这样才会在最大程度上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国学的理解达到更深的程度。
管理视角的文化解读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纪委书记,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于鸿君教授认为:一个组织的发展、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文化至关重要。从管理的视角看,文化是一群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共同认同的一种价值观、行为方式或者思维习惯。文化的功能可以整合或者固化人们的价值观,整合固化人们的思维习惯,整合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第一靠行政命令,第二靠利益驱动,第三就是文化。一个组织的文化来源于一种制度的推行,通过制度的推行,使某种制度深入人心,沉淀内化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变成了人们自觉遵守的一种东西。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崛起,首先是经济上崛起,然后是军事上的崛起和国际政治上的崛起,但最高层面的崛起是文化上的崛起。文化崛起意味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被世界各国人民所广泛的接受,被广泛的效仿。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和谐的普世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敦康先生演讲的主题是《和谐的普世价值》。余敦康先生认为,和谐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而是一个全球价值。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自己否定自己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对话当中没有了自己的声音。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中国在这两方面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经验。中国人的和谐是一种智慧,是一种价值理念。近30年来,整合思维取代了斗争思维,整合思维就是和谐的思维。余敦康先生提出,我们可以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西方人也可以接受我们的普世价值,这两种普世价值加起来,是更加广泛的普世价值。我们一方面有国学班,一方面有西学班,目的是互动,学习西方的思想一定要以自己的国学为根基,在学习西方思想和中国国学之间,要掌握核心价值观,掌握普世价值,达到一个更高的思维模式。
马克斯·韦伯论传统中国文化—一种批评性解读 李强演讲的主题是《马克斯·韦伯论传统中国文化—一种批评性解读》,对韦伯的中国文化观进行了批评性解读。韦伯认为儒家缺乏超验价值与现实世界的对立,儒家文化的本质特征是适应世界而非改造世界,容易导致伦理相对主义、传统主义和权威主义,所以传统中国不可能有法治,只能有人治,在传统中国的框架下,无法提供现代资本主义所依赖的经济伦理,尤其是理性化的法律,根本无法发展起来资本主义。李强教授指出,韦伯是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对中国很有研究,他对中国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近代以来思想界对中国看法的主流。韦伯的理论中对中国文化既有误读的方面,又有值得借鉴的方面。按照韦伯的分析,中国文化是没有办法产生现代西方那种的理性化的大的股份制公司的资本主义,但是中国有另外一些经济方面的特长,如中国的家庭制度,一种对亲情注重。韦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活力看得弱了一些,儒家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近及远、爱有等差所产生出多重圆圈型的秩序所构建出的要素更能够维持经济的制度和框架。
张祥龙教授演讲的主题是《儒家如何在当代复兴》。张祥龙教授认为,儒家在二十世纪遭遇了三千年未有的大灾难,儒家的道已经被中国主流的知识分子和主流的政治学问抛弃了,在主流社会主流体制中缺少实质性的影响。当今全世界都能感到中国的崛起,儒家不可能靠建孔子学院、树孔子像就能复兴。要达到哲学的复兴,儒学必须在实际生活中要有所作为。首先,儒学要突破二元分裂的思想模式,重新找到儒家的中道。儒学必须重新获得自己的生命源头,不能不加考虑的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系统和话语系统,但应该从当代西方乃至其他文明的思想中吸取精料、哲理和实践。第二,儒学必须反省,批判现代化生活中非自然、非人倾向,必须改造自己,适应这个时代,但是不能对现代社会毫无批评能力和改造能力。第三,儒家要想复兴,不能靠西方化科学化来复兴,没有自己的六艺不是儒家的思想。
杨立华教授演讲的主题是《黑色地图——中国当代诗歌的汉语性思想》。杨立华教授认为,并非回到古代就是回到国学,而是要把我们的根、把我们现在汉语的根重新扎回古代深厚文化土壤中。北岛诗歌第一个主题是汉语,第二个主题是乡愁,第三个主题词是祖国,但是这三个主题,在不同的诗歌中是分裂的,直到《黑色地图》的出现这三个主题才凝聚在“父亲”的形象里。这首诗歌让人看到了杜甫的某个侧影, 看到的中国古代最深厚的感情的某个侧影, 看到了儒家的某个侧影。 其所揭示的东西, 恰恰就是我隐约看到的汉语性,汉语性思想不在朴素的生命之外,去寻找一个超越性的实体,而超越性的实体就在朴素的生命当中,就在我们对父亲的感情当中,就在我们对根源的不断的回归,就在以情感为本体这样一种情本体当中。
朱苏力教授演讲的主题是《法律的本土资源》。朱苏力教授指出,国学在今天,太多人只把它当成思想文化或者哲学,其实国学不仅有思想文化的层面, 而且也是制度, 而且这个制度关系到人类最根本性的制度。 尽管由于社会变化, 这些制度可能已经不完全有效,但是它所提出的问题,是人类永恒的问题。儒家最核心的思想,实际上是一个父子关系、兄弟关系、男女关系。这三个关系是中国古代一个国家的宪法制度、最根本性的制度。君臣关系、师生关系、同事关系等也是其延伸。朱教授通过中西比较,并站在现代人的立场看问题,从儒家文化资源当中,从我们常见的民间称谓、语言、礼仪、礼节、举止,甚至是两性关系当中,分析了儒家对全人类的问题、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问题的解答。他还指出,孔子讲的问题是全人类存在的问题、古今中外都存在的问题,超越了中国,因此所谓国学,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意义缩小了。
王博教授讲演的主题是《混沌与宽容》,讲了混沌、秩序与宽容的问题。王博教授从学理上分析了宽容的基础就是混沌,这是老子道家的哲学基础,这个混沌实际上就是根、就是道。秩序是对混沌的一个否定,有了秩序,就有了制度,就有了名分,对我们每个人就有了限制,这就对原始混沌造成了一个破坏,但它也是引起宽容的一个理由。宽容,就是把生命从所谓的名分、从权力掌控的名分里面解放出来,让他们松绑。宽容的真谛是对生命和世界本身的尊重,拒绝以任何的名义,哪怕再美好的名义,去摧毁那个对我们每个个体来说最最重要的东西。
当前,国学热潮方兴未艾。“国学”从学者的书斋走向社会,反映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作为国内第一个国学成人培训项目,乾元国学教室正是这场“国学热”兴起的推动力量之一。2005年,乾元国学教室的诞生,带动了社会上学习国学的风气,启发引领社会精英走向解惑的课堂。随着国学班的开课,乾元西学教室、《周易》高级研修班等又相继问世。乾元国学还推出了国学手机短信、乾元国学博客圈、国学访谈网络直播及多场国学文化论坛,实现了人文培训高起点、高品位、高水准、高端化的跨越。乾元国学被北京大学继教部评为北大继续教育优秀品牌。
五年后的今天,国学热潮之下正宗传承与利益追逐相互交映,在功利主义和国学快餐化和的挤压下,乾元国学又举起了“深度国学”的旗号。他们提出,越是这种言必称国学的时候,越需要了解国学的内涵和外延,认识国学的价值和意义,惟有如此才能使国学在当今人类发挥其应有的启迪作用,而不至使国学热流于形式。
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王博教授说:“乾元国学五年来已经吸引了一千名学员,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小的数字。”他这样解读论坛的主题:“在漫长的历史过程里面,国学遇到了太多的挑战。但国学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国学必须要回应当代世界各式各样的挑战,必须有自己创造的根本,才会赢得自己的生命力,因此,国学不应该成为现代人的桃花源。国学也不仅仅是抽象或者思辨的哲学,国学其实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科,不同学科之间也许存在着一种国学的生命力,不管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论坛,从管理学角度、从政治学角度、从法律角度、从哲学角度开阔我们的视野,从而帮助我们对国学的理解达到一个更深的深度。”乾元国学教室负责人田丽亚说:“乾元国学深感更有责任推广纯正、深度的国学,倡导正确地学习国学,真正领会国学的真谛,传承国学的精神,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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