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三十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从人利己的本性出发，讨论了利己主义的利益观，他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看不见的手”当成市场经济永恒的基本原则，当成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把亚当斯密的思想与牛顿的科学发现、瓦特的蒸汽机发明并列，作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三大变革事件。
二千三百年前，一个叫韩非的中国人也清楚的表达了这个思想，而且在叙述方式上惊人的相似，韩非理论的直接结果，就是促成了战国末期秦国的强大，加速了战国局面的终结和统一王朝的到来。这个思想，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法家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在这个混乱动荡的历史时期，思想界却空前活跃，文化极度繁荣。从先秦至汉初各思想学派总称诸子百家，诸子指各家代表人物或代表作，百家泛指思想家人数之多，儒道法纵兵等各家相互间不断冲突、借鉴、融合，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华文化之源，并一直影响至今。在各学派中，法家思想因其现实与冷峻历来颇受争议，客观地分析，任何学说流传两千多年到现在，必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与阶级局限性，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春秋中期的管仲、春秋末期的子产、战国初期的李悝、吴起，战国中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以及战国末期的韩非。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子是战国时期韩国的侧室公子，思维缜密但不善言谈，还有些口吃，见韩国国力弱小，多次向韩王陈述自己的政见，都没被采用，愤而著书，文章传到秦国，秦王嬴政大为佩服。后秦国攻打韩国时，韩非出使秦国劝秦攻打赵国以解韩之危难，被李斯、姚贾所害。韩非是真正热爱自己的祖国的，他不为私利，自己是韩国宗室公子，但是主张强干弱枝，防止侧室公子掌握重权。为了推行新法不惜献身，他明知推行新法定会触动到目前当权集团的既得利益，而与当权大臣争斗，“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之前的变法之士吴起被肢解，商鞅遭车裂，仍坚持上书。秦国进攻，韩国危在旦夕时挺身而出，最终死于秦国。他的个人品行值得尊敬，韩非的成就不仅在法家中是最高的，就其理论本身的严密性统一性和深刻性而言，即使在先秦诸子中也是最高的，但我们也知道，韩非本人在历史上的评价远远不如孔孟老庄，这与他倡导的这一套比较严厉的理论有关。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结合前期法家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建立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三维一体的刚性管理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