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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军交锋勇者胜”,士气高昂、勇往直前的员工和团队总能屡创佳绩;士气低落、无精打采的员工和团队却总是效率不高,拖扯后腿。士气是激发团队潜能、不断创造奇迹的源泉,也是团队或员工个人挺过艰难的关键;顺境中,士气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员工的潜能,创造更佳的成绩;逆境中,士气有助于带领团队走出低谷,走向成功。
员工士气低落的原因很多,如有可能是因为个人期望值没有得到实现,遇到挫折和困难;也有可能是由于工作沉闷,没有乐趣和激情;或是由于看不到前途与希望,感觉受到不公平待遇,等等对此,有提高员工士气的十大法则,分别有:
一是启动企业愿景,确立员工在其中的目标;
二是对那些骨干员工赋予厚望,并清晰地向他们表达你的期待;
三是真心的帮助与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员工,提高他们的归宿感;
四是要帮助员工实现梦想,帮助他们成功;
五是要给给失败的员工“打气”,防止他们自信心的丧失;
六是在企业取得业绩时要适时庆祝,兑现诺言,激活企业员工活力;
七是合理激励员工,对那些有能力但是动力不足的员工实施激将法,激发其工作活力;
八是要建立公平竞争的机制,不使员工有温室中丧失斗志;
九是灌输危机意识,增强其紧迫感;
十是培养员工积极向上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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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计激孙权 结果:共同抗曹
赤璧大战前夕,诸葛亮奉刘备之命到达江东劝说孙权共同抗曹,鲁肃带他前去会见孙权。诸葛亮见孙权碧眼紫髯,一表人材,自知难以用言语说动,便打定主意要用言语激他。寒喧之后,孙权问道:“曹兵共有多少?”诸葛亮答:“马步水军,共100余万。”孙权又问:“曹操部下战将,能有多少?”诸葛亮说:“足智多谋之士,能征惯战之将,不下一二千人!”孙权道:“曹操有吞并江东的意图,战与不战,请先生为我下决心。”诸葛亮说:“曹操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又新破荆州,威震天下,无人能敌。将军如不能与之抗衡,要早依众谋士的主张,向他投降呢?”
孙权道:“就如您所说的,那么刘豫州为什么不投降曹操呢?”诸葛亮说:“当年的田横,不过是齐国的一名壮士罢了,尚能笃守节义,不受侮辱,更何况身为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的刘豫州。事业不成,这是天意,又岂能屈处人下?”孙权听了,不禁勃然大怒,退入后堂。众人都笑诸葛亮不会说话,一哄而散。孙权一会又回到堂前,设酒宴款待诸葛亮,坚定了抗曹决心。
第二次:气激周瑜结果:全力以赴
周瑜系江东主战派的核心。但是,他在与诸葛亮相见时,却故意反说宜降不宜战。鲁肃不知是诈,与周瑜当面争辩起来。诸葛亮装作主张投降的样子,然后说:“我有一计,既不必牵羊担酒,纳土献印,也不必亲自渡江;只要派一名使者,送两个人到江北给曹操,百万大军就会卷旗卸甲而退。”周瑜问道:“用哪两个人?”诸葛亮说:“我在隆中时,就听说曹操在漳河新建了一座十分壮丽的楼台,称之为‘铜雀台’,并且广选天下美女置于其中。曹操原本就是个好色之徒,他很早就听说江东乔公有两个女儿,长曰大乔,次曰小乔,都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曹操曾经发誓说:‘我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于铜雀台,以乐晚年。如此,虽死也没有什么可恨的了。’可见,他率百万雄兵,虎视江南,其实不过是为得到这两个女子。将军何不去找那乔公,用千金买下这两个女子,派人送给曹操。曹操得到她们之后,心满意足,必然班师回朝。”周瑜道:“曹操想得到二乔,有什么证验没有?”诸葛亮说:“曹操的小儿子曹植,下笔成文。曹操曾经命他写了一篇《铜雀台赋》,其中“揽‘二乔’于东南今,乐朝夕与之共”,果然是想要得到江东二乔的意思。周瑜听罢大怒,站起来指着北方大骂道:“老贼欺人太甚!”诸葛亮连忙劝阻说:“当年汉朝皇帝曾以公主和亲,今天为了退敌,这民间的两个女子有什么可惜的呢?”周瑜道:“先生有所不知,大乔是孙伯符(即孙策,孙权之兄,其时已死)之妇,小乔乃周瑜之妻。”诸葛亮佯装惶恐道:“我确实是不知此事,矢口乱说,死罪死罪!”周瑜道:“我与老贼誓不两立,希望先生助我一臂之力。”于是,二人遂订下联合抗击曹军的大计。
第三次:智激黄忠 结果:斩杀敌将
建安廿年(公元215年),曹操平汉中,并派大将夏侯渊、张郃等留守。刘备趁曹操立足未定,同年率将进兵汉中。孔明聚众将于堂上,曰:“今南郑紧急,必须往阳平关取回马超,方可退夏侯渊也。”法正曰:“马超屯兵阳平关,镇守汉中,亦是紧要之地,不可取回。可于帐中诸将内选一人去破夏侯渊。”孔明曰:“夏侯渊骁勇莫敌,除非马超、翼德,无人可当。”忽一人厉声出曰:“军师何轻视众人耶!吾虽不才,愿斩夏侯渊首级,献于麾下。”众视之,乃老将黄忠也。孔明曰:“汉升虽然英勇,怎奈年老,恐非夏侯渊敌手。”黄忠听了,白发倒竖曰:“某虽老,两臂尚开三石之弓,浑身还有千斤之力:岂不足敌夏侯渊匹夫哉!”孔明曰:“将军已年近七十,非比壮年。”黄忠曰:“昔廉颇年八十,尚食斗米、肉十斤,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赵界,何况黄忠未及七十乎?”孔明曰:“将军要去,谁为副将?”忠曰:“老将严颜,可同我去。但有疏虞,先纳下这白头。”玄德大喜,即令黄忠、严颜去与夏侯渊交战。黄忠首先夺得定军山以西的挡箭牌山的山头,踞高临下,直取夏侯渊,夏措手不及,被黄忠腰斩,从而夺得了定军山。刘备进而夺取了大半个汉中地区。
第四次:计激司马懿结果:反被刺探内情
青龙二年(234年)二月,蜀丞相诸葛亮率军10万出斜谷攻魏,司马懿坚守城不出。孔明乃取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盛于大盒之内,修书一封,遣人送至魏寨。诸将不敢隐蔽,引来使入见司马懿。懿对众启盒视之,内有巾帼妇人之衣,并书一封。懿拆视其书,略曰:“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决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谨避刀箭,与妇人又何异哉!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早与批回,依期赴敌。”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令重待来使。懿问曰:“孔明寝食及事之烦简若何?”使者曰:“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懿顾谓诸将曰:“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懿知孔明不久于人世,乃坚定坚守不出决心,次年孔明病死五丈原,懿解除边陲敌情,乃励精图治,后其子司马昭,其孙司马炎荡平蜀吴,三国终归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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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不少人认为,领导者主要是管决策、管大方向,不必亲自参与决策政策的执行,因而他们并不需要具备执行力。这一思想是错误的,实际上,不具备执行力的领导者,是不可能具有领导力的领导者,因而也不是符合现代发展需要领导者。没有执行力,就没有领导力。
执行力:适应当前需要及未来挑战的领导者基本特质
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曾经指出,“在未来10年内,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执行力”。随着当前领导决策工作和战略计划制定工作的日益复杂化,对这些决策和战略计划的执行也日益呈现复杂化的发展趋势,使得执行环节越来越显得重要,也使得由于执行力低下而导致失误的情况越来越多。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会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为什么经过科学论证的决策目标不能如愿实现?”“为什么无懈可击的方案和设计不能得到较好实施?”,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存在于执行过程之中,而执行力是解决决策战略有效执行的关键要素。
美国ABB公司董事长巴尼维克曾说过,领导者的成功,5%在战略,95%在执行。很多领导者工作上的失败,并不在于他们所作决策的失误,而在于他们未能有效的执行落实这些决策,亦即是执行力方面出现了问题。当前中央制定的很多政策决定未能在各地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究其原因,也主要出自于各地政府的各层次领导者的执行力不足所致的。可以说,一个再正确的政策决策,再完美的方案计划,也会死在滞后执行力的领导人和执行人员手中。执行力是促进领导决策力、乃至领导力最终落实的关键。
当前,人们非常痛恨的形主义现象实际上在各级政府机关中还一定程度的存在着。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喜欢走形式主义,各种文件都发了,各种规章都制定了,各种会议也开了,但是就是没有认真去抓落实,让人感觉到是雷声大雨点小,使得这些文件、规章制度和会议精神成为一纸空文,没能得到认真执行落实。这是缺乏执行力的表现,也说明了各级党政官员执行力的重要性。
对于执行力的重要性,一些地方党政官员已经有所认识。例如四川省委书记张学中就特别重视执行力问题。据报道,张学中指出,“各市州、各厅局的工作之所以有差距,往往不是战略问题、思路问题,而是工作中执行力强弱的问题。”“从中央到省上,光是禁止公款吃喝就发了30多个文件,为什么屡禁不止?说到底还是没有认真按这些规定和要求办。”“各市州、各厅局的工作之所以有差距,往往不是战略问题、思路问题,而是工作中执行力强弱的问题。”道出了执行力问题的重要性。在张学忠的呼吁下,四川省开始重视领导干部的执行力建设,据报道,现在四川省的省市各级领导干部人手握有一本名叫《执行力》的书。台北市长马英九也非常重视执行力问题,他在2003年4月10日发表了以“从台北经验看执行力”为题的演说,指出,愿景谁都有,重点是要执行,还要让民众满意。马英九并认为,政府各部要有执行力,关键看首长的认真与投入,关键是看首长的执行力。执行力乃是领导者必备的基本素质。
领导者执行力的基础:以身作则
中国有句古话云:己身不正,虽令不行。如果领导者不能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带领部属,高效地完成执行工作,而是宽以待己、严于律人,自己都没有做好表率,就不可能具有较强执行力。这就正如另外一句古话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如何才会有执行力?
实际上,领导者所必须具有的领导力就是一种能够影响、激发、带动他人跟随自己一起工作从而达致共同目标的力量,因而领导力实际上首先就是影响力。由于领导者本身的行为是整个组织的风向标,领导者本身所具有的执行力就显得非常重要。在日常工作中,领导者除了要具有较高的品格素养和能力水平外,还要身先士卒,积极参与各种执行活动并促进这些执行任务高效的完成,才有可能赢得下属成员的信服和支持,也才有可能获得影响力进而赢得领导力。
美国管理学者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在其著作《领导力》一书中就指出,领导者要有领导力,就必须注重以下五种行为:以身作则、共启愿景、挑战现状、使众人行、激励人心,作者在这里把“以身作则”列为有领导力的领导者的首要行为,指出:领导者光有头衔还不够,还要靠自己的行动—即以身作则来赢得人们对自己的尊重和信服,才能形成领导力。如果一名领导者本身不具备有效执行战略决策的执行力,只能纸上谈兵,那部属成员会作何感想?又如何赢得领导威信和领导魅力?如何获得部属的信服和追随呢?对此,世界组织行为学专家、领导力大师保罗•赫塞博士就专门指出:执行力问题实际上就是领导力问题!
另外两位美国管理学者保罗.托马斯和大卫.伯恩也在其著作《执行力》一书中也提出,领导者的第一任务主要是愿景、战略和执行力,领导者只有以身作则,亲自参与部分重要的执行活动,才能使一切战略方针有效落实,才能具有执行力。必须知道,一个没有办法使自己亲身参与制定的战略计划得到较好贯彻落实、即没有执行力的领导,就不是有领导力的领导,就不会是很好的领导者。
领导者执行力的核心:紧抓不放
当然,领导者不可能事必躬亲,对什么任务都亲自执行。然而这却不能成为领导者推卸责任的理由,领导者对于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各项事项,都必须跟进并紧抓不放,要通过时时的督促检查了解工作的进展情况,增强下属执行者的紧迫感和推动力,促进促进力的提升。
从根本上说,督查督办的作用主要是促进下属认真地按质按量按时地完成执行任务,确保计划顺利准确的完成,并使其成为执行力的重要推动力和不可或缺的辅助力量。因而,作为领导者,必须建立健全督查督办制度、优化督查督办机制的基础上,亲自过问、亲自督办各项执行事项,以促使这些任务都能得到准确有效的执行和落实。
督查督办的作用,还在于它是保证执行过程不出失误、执行结果不出偏差的重要手段。实际上,很多决策、计划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下属没有很好的去执行,而是由于他们的知识、能力、理解力的局限性,导致计划在执行中某一个环节上出现失误和偏差,如果领导者没能及时发现并加以纠正,这些失误和偏差就会越来越大,最终严重影响执行的总体效果。领导者紧抓不放的督查督办,可以及早的发现下属执行的偏差并给予及时指出和调整,使下属能够朝着正确的轨道执行,最终保证执行目标的顺利实现。
因而,有人建议,领导者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执行任务都必需制定一份清晰的跟进计划,这份跟进计划包括:该任务的目标是什么?谁具体负责这项任务?通过何种途径和方式完成?该任务的阶段性目标是什么?这些阶段性目标完成的衡量标准是什么?这些阶段性目标完成的具体时间是什么?该任务最终完成的时间是什么?领导者通过何种方式跟进该项执行事务?什么时候对该执行事项进行检查督促?等等。对执行任务的紧抓不放的跟进,是保证该事务最终得以准确执行的核心。
领导者执行力的关键:使众人行
单靠一个人的努力,各项任务是不可能得以完满完成的。领导者要具有执行力,其关键还在于他必须要具有使众人行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治国之道,唯在用人”的意思。汉高祖刘邦有一句经典名言:“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吾不如萧何。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使众人行,使众人为他所用,从而有效执行落实了他的夺取天下的大计。
要使众人行,领导者一是必须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和魅力,能够影响和带动部属行动起来,高效地完成各项任务。孔子很早就提出了以德服人和修身正已的主张,他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说为政者如果能修身正已和以德服人,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护和影响他人行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魅力来使众人行动。
二是要知人善任。要善于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在用人的时候,要给下属最起码的信任,并使其职、权、责、利四者相结合。同时要促使下属之间的搭配尽量合理和完善,成为优化组合。要留住有执行力的人才,给予适当的待遇,尽力避免人才的流失。
三是要要善于激励人。要须针对人的不同层次的心理需要特点,采用包括精神激励、物质激励和职业发展激励等方面的手段来激发下属的工作热情。同时,要赋予下属人员更多的决策参与权,加强对其个人的人性关怀,增强他们对本机关的归属感和感情,要引导他们正确对待工作中的名利、责任与义务的关系,培养奉献精神和责任意识,引导他们奋发进取,充满激情,努力工作,用自己的行动来更好地实现机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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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执行力”的概念起源于对“执行”一词的解释,关于“执行”的定义,有几个不同的说法:
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2003)在《执行-如何完成任务的学问》一书中认为,“从最基本的意义来说,执行是一种暴露现实并根据现实采取行动的系统化方式”[1]。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前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韦尔奇(Jack Welch)认为,“所谓执行就是务实运作的细节”。
而IBM前任董事长郭士纳(Louis Gerstner)则指出,“执行就是把战略转化为行动计划,并对其结果进行测量”的活动。这里的“执行”主要指的是企业的日常事务的运作和对企业战略计划的执行。
关于何为“执行力”,美国学者保罗.托马斯和大卫.伯恩(Paul Thomas &David Byrne,2003)在其《执行力》一书中指出,“执行力是一整套行为和技术体系,它够使公司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2] 执行力能够使公司的人员、策略、营运等三大核心流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公司能够群策群力、万众一心,完成任务。
我国学者周永亮(2004)则认为,“在形成了决策、制订了具体的计划之后,达成目标的具体行为就是执行,而确保执行完成的能力和手段构成了执行力”,“执行力是指企业贯彻落实领导决策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的能力”[3]。
另一学者魏中龙(2003)则认为,“企业执行力,是指企业的各个管理层次、各个经营单位、各个岗位的员工贯彻执行经营者制定的战略决策、方针政策、制度措施、方案计划和实现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能力”[4]。
张建宇(2010)则从概念框架的角度提出了执行力概念的三个范畴(自发执行、引导执行、强制执行)和四大机制(执行力提升机制、执行力保证机制、执行力形成机制、执行力缺失防范机制)[5]。
综上所述,执行力一是指在日常运作过程中,执行战略计划的技术体系、能力、手段及机制;二是是指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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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禁摩”、“禁电”、“禁猪”之后,东莞又开始“禁人”了。 2008年5月27日东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评议表决了《东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报告》,提出为了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三高一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莞有序退出,要通过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办法来推动“新莞人”(即工资低、文化低的农民工)回乡创业。说得好听点,东莞这一决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所谓的“双转移”,即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实现低素质人口向外转移;说得难听一点,东莞这一决策的实质就是要驱逐外来农民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逐客令”。
且不论这一决策出台是否符合科学化、民主化原则,单就其内容而言,东莞“逐客令”存在着多方面值得探究的问题。其一,“逐客令”有“过河拆桥”之嫌。东莞今天的繁荣是包括来自于内地的千千万万的“新莞人”的辛勤工作所创造的,而东莞在享受了由“新莞人”汗水所创造的繁荣的同时,却不愿承担伴随他们而来的环境、资源、治安等方面的压力,相反还要以所谓的“回乡创业”名义把这些压力和外地工推向外地。许多外地工在东莞贡献了人生最宝贵的时光,而当东莞不再需要他们时,就被无情的驱逐出去,这种做法未免让人有“兔死狗烹”的被抛弃的感觉。其二,“逐客令”有身份歧视之嫌。此令驱逐的“新莞人”,即是那些工资低、文化低的外地农民工,实际上是在人为地设置户口、身份、贫富以及地域方面的不平等的歧视性壁垒,那些外来人口在付出劳力的同时得到的仅仅是微薄的“低工资”,他们既没有享有当地人所拥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又没能得到与东莞当地人同样的各种社会保障,而现在又要用所谓的“提高房租”、“提高经营成本”的不厚道的办法将他们从这座曾经挥洒过汗水与泪水的城市扫地出门,无疑又在他们的心里划下被歧视的重重的伤疤。
从公共行政的角度来考察,东莞“逐客令”也有“公权滥用”、或者“行政滥用”之嫌。人员的自由流动本来就属于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之一,任何干涉公民本该拥有的迁徙自由都有干涉个人行动自由的嫌疑。而今天的中国也早已走出了计划经济的牢笼,各种经济要素包括劳动力、物资的自由流动都不应该受到限制,任何以行政权力或公权力干预市场运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做法不仅是不符合市场法则,也是非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反垄断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也不得采用不平等、排斥或者限制的方式妨碍市场的自由流通和充分竞争。东莞企图以行政介入的形式,以强行提高出租屋租金和提高经营成本的形式,干涉企业及地方经济活动,迫使劳动力迁出,实在有行政滥用、或公权滥用的嫌疑。据报道,一些学者,如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也对东莞市直接干预房租的做法表示不敢苟同,林江认为,出租屋业主是根据市场变化来调节价格的,政府为了转移人口而故意推高房屋出租价格,不是以人为本的政策。一个地方政府竟然需要直接决定租户的房屋出租价格,实在有行政干预过渡和行政滥用的嫌疑。实际上,地方政府或公权机构对地方经济所起的领导、引导作用,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对涉及地方经济的相关要素采取排斥、限制或者其他干涉的手段。
靠野蛮行政干预的方式来实现人口的转移,不仅在做法上是不可取的,其效果也值得怀疑。现代人口、特别是作为劳动力的人口主要是随着经济活动的需要而迁移。当年东莞经济未有得到发展之时,东莞本地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外地人口;而改革开放后东莞逐渐走出了一条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发展之路,大量的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建立产生了对外来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这使得外来工的大量涌入成为了不可阻挡的潮流。当前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仍然是东莞主要经济支持的情况下,要想靠单一的行政手段将外来人口转移出去根本就是不现实的。因而,笔者认为,东莞如果要实现所谓的“双转移”,关键在于要采取激励、扶持和大力引进高科技含量企业的做法,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优胜劣汰,慢慢淘汰那些落后的、劳动密集型的低科技含量企业,并以此带动外来人口转移目标的实现。这一措施应该是综合的,其过程也应该是缓慢的。那些不顾经济发展规律,以强行的行政滥用方法驱赶外来人口的方法,其结果只会是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那些外来人口都走光的时候,就是这座城市开始败落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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